9UI額1日，2021中國（鄭州）國際期貨論壇在線上舉行。在當天的主論壇上，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劉世錦以“雙循環格局下中國經濟形勢與政策取向”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認為，2021年宏觀經濟或呈前高后低態勢，四季度宏觀經濟有可能基本回到常規狀態，需要警惕美國超級寬松政策可能引發的風險。
　　四季度宏觀經濟可能基本回到常規狀態
　　劉世錦預計，2021年宏觀經濟呈前高后低態勢。他表示，由于疫情沖擊，2020年和2021年經濟數據出現了“挖坑”和“填坑”的非正常波動，取兩年平均增速是一個較好的方法。從同比數據看，2021年可以爭取8%—9%的增長率，一季度是增速高點，以后逐季降低。今年政府提出的增長目標是6%以上，考慮到這一因素，兩年平均增速達到5%—5.5%應該是不錯的。
　　他表示，對2021年經濟走勢，要防止出現“數字幻覺”。一季度的超高增速是去年一季度疫情沖擊下“挖坑”式基數造成的，是統計現象，不應誤判，更不意味著中國經濟重返高增長軌道。“全年同比指標前高后低，但去除基數效應后的實際增長則呈前低后高再穩的態勢，四季度宏觀經濟有可能基本回到常規狀態。”劉世錦說。
　　大宗商品基本面并未出現根本性改變
　　對于市場廣泛關注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問題，劉世錦認為，大宗商品供求基本面并未出現根本性改變，價格上漲是短期現象。疫情后需求恢復、國內限產政策、全球貨幣政策寬松、輸入性通脹等多因素疊加，推動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從中長期來看，大宗商品供求關系的基本面并未有大的改變，經濟恢復常態后，上中下游領域產能普遍過剩的格局仍將維持。基于上述判斷，此次PPI上漲是短期的，而且向CPI的傳導也是有限的，CPI上升仍處在可控范圍之內。
　　“但這次通脹有全球范圍流動性超級泛濫的背景，油價、糧價等供給剛性強的產品價格漲幅較大，芯片短缺也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些因素會不會使上游漲價向中下游的傳導能力增強，會不會使通脹持續時間延長，也是需要觀察的。”劉世錦說。
　　劉世錦表示，需要警惕美國超級寬松政策可能引發的風險。為應對疫情沖擊，美國等經濟體推出前所未有的寬松政策，其釋放的流動性遠遠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如果這樣的操作是無成本的，不需要付出大的代價，那么宏觀經濟的許多基本理論就要改寫了。如果已有的理論仍然有效，這一輪過度寬松政策可能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和沖擊，是不能不認真考慮的。”他說。
　　要擺正宏觀政策與結構性潛能的關系
　　在劉世錦看來，消費特別是接觸性消費回升拉動的服務業較快增長，以及外需超預期強勁拉動的出口增長，是上半年經濟的兩大亮點。但到下半年，這兩方面的增長動能將逐步減弱，7月的統計數據已有所表現。到今年年底，統計中的基數擾動將基本消除，經濟運行接近疫情前狀態，但與疫情前相比，經濟增長的動力很可能是偏弱的。這時如果再疊加一個拖尾的通脹，會不會出現“價格水平不低、增長動力不強”的狀態，是需要考慮的。
　　劉世錦認為，隨著經濟逐步回到常規增長軌道，宏觀政策要相應回歸正常狀態。對“不急轉彎”有不同理解，需要關注三點：一是我國未搞大水漫灌，“彎”并不大；二是不能轉得過急；三是仍要轉好彎。“7月央行的降準是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操作，并不表明貨幣政策轉向。”他說。
　　劉世錦表示，要擺正宏觀政策與結構性潛能的關系。一種需要糾正的傾向是把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寄托于寬松的宏觀政策，而忽略結構性潛能。宏觀政策主要作用于短期總量平衡和穩定，在遇到疫情等大的外部沖擊時作用更為突出，但不宜高估。總體來看，這些年來，中國并不存在宏觀政策收得過緊而影響潛在增長率發揮的情況。
　　劉世錦說，我國經濟此前的高速增長以及近年來的中速增長主要動力來自結構性潛能。所謂結構性潛能，就是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后發經濟體在產業轉型升級、城市化等方面的增長潛能。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結構性潛能主要是房地產、基建、出口等，在這些潛能逐步減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就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劉世錦表示，開放型、內需為主的國內大循環，需要“1+3+2”的結構性潛能擔當主角，即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以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結構性潛能框架。“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3”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2”指以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為兩翼。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是橫向的、對全社會各領域都會發生影響的要素。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不僅為追趕進程提供支撐，也可為全球范圍內發展方式轉型提供引領。
　　綠色發展將成為重要的經濟增長新動能
　　劉世錦認為，中國要實現碳中和目標，高碳高增長的“第一條路”已經走不通了，低碳低增長的“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只有選擇低碳或零碳、較高增長的“第三條路”。選擇采取低碳或零碳的綠色技術和產業體系，同時實現高生產率，力爭減碳和增長雙贏。
　　劉世錦表示，思維方式轉換很重要，挑戰蘊含機遇，思路決定出路。中國的優勢有五點：第一，提早轉型有利于降低轉型重置成本、沉沒成本。第二，中國經濟增速較高，可為綠色產品創新和推廣提供更多市場需求，有利于形成商業模式。第三，中國在綠色技術、產業領域已有一定積累，并不像以前那樣差距大，有的方面處在并跑、領跑位置，可以利用換道之際贏得技術和市場競爭優勢。第四，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助力綠色發展。第五，制度和政策優勢。
　　在他看來，綠色技術和投資將提供巨大的創新和增長新動能。由傳統工業化發展方式轉向綠色發展方式，從根本上說要靠綠色技術驅動，大規模、系統性地“換技術”。綠色技術既做減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形成百萬億元級別的發展新動能。環保與發展的傳統理解將會被打破，綠色發展與經濟增長并不矛盾，相反能夠成為重要的新增長動能。
　　“在實現綠色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綠色轉型規律和市場規律，否則就會適得其反。通常我們講破舊立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在綠色轉型中，應當是‘新的不來，舊的不去’，著眼點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綠色供給能力上，有了新的，再去替換舊的。”劉世錦說。
　　他認為，改革的方法機制很重要。頂層設計主要是指方向、劃底線。在這個前提之下，還是要更多地激發各個地方、社會、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仍要“摸著石頭過河”。下一步，要認真落實中央關于改革開放的既定方針政策，切實推進土地、金融、財稅、社保、國資國企、制度規則性對外開放等重點領域的改革進程，使各方面的新增長動能得以充分釋放，推動經濟有活力、有韌性、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